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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时值雨季，当时还是连长的黄仁宇，随着驻缅远征军经过云南，部队拖在身后的军备，不是无故消失，就是深陷淤泥。消失的可能是被偷了，陷进泥潭的也基本出不来了。

    因为运载工具主要是毛驴。而找毛驴的方法是这样的：先找到村长，然后用枪逼着他交出村里的毛驴。

    枪炮很多，村长却不好找，毛驴也有限。

    假如你要送一封信到隔壁的省，就得像明代社会那样，在路上耗时一个月。

    部队的基层领导，还得分心管好“内鬼”。

    第一种内鬼，是士兵。当时士兵月薪是12元，连长40元，山上土匪却开出一支步枪7000元的条件，蛊惑士兵偷枪卖。机关枪和军官手枪更贵。所以连队里晚上睡觉就把枪支锁起来。

    第二种内鬼，还是士兵，不过是他们的嘴巴。士兵的嘴主要不是用来说话的，而是吃饭的，可是由于饿，吃得不好，他们一有机会就跑去村里偷狗吃。连长非常操心这事。

    他操心这事，不是怕士兵拿了群众一针一线，而是他们煮狗肉时卫生搞不好，大吃大喝之后就生病，一生病基本就挂掉。

    挂掉一个少一个。不操心哪行呢？

    诸如此类的破事，不胜枚举。真是承蒙上帝厚爱，在悲催的年代，送来这么多黑色喜剧。

    但还不是最让人头皮发麻的。

    抗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后，当中队一步步从东部，撤到西部内陆地区时，维持军队与政府开支的钱与粮食，就成了最大的问题。

    之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，主要来自东部的关税、盐税、消费税、债券，退到内陆地区后，收入是全没了，仗却还得继续打。

    悲催的漫漫黑夜开始了。

    广渺的内陆不是穷，是真穷。古老乡村除了种地之外，也没别的营生，本来许多农民一年苦哈哈忙下来，仅够勉强糊口，现在忽然呼啦啦地跑来了数百万的军队，外加无数公务人员，负担怎么受得了？河南有一次发生大饥荒，饿死了很多人，可国民党军队也不能空着肚子打仗，继续征粮吧！在亡百姓和亡国之间，闭着眼睛选一个吧。

    事情到了这种地步，还不是最糟糕的。

    由于国民政府统治的手，之前并没有实质性地伸入到内陆乡村苍凉的怀里，等到负责征税的官员开展工作时，顿时傻眼了。征税是要按照户籍和土地数量来的，可是许多地方找出的户籍一看，原始资料竟然还是明朝时留下的，数百年来既没进行过土地勘测，也没进行过人口普查，税收怎么征？

    对大片古老村落来说，国民政府与军队就好似从天而降的外人。地方官和村长背着一麻袋的税收任务，都不知找谁哭去。

    一边是高挂天上的民国政府，一边堕落尘土的内陆，他们两者之间，原来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并没有什么内在关系。

    也许是数十年的军阀割据，加强了这种天上归天上、地上归地上的中空局面，也许是三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惯性使然。

    无论如何，民国中央政府竟然和内陆社会没什么关系，听着总有点匪夷所思的感觉，而现实却又让人无从辩驳。

    这些碎碎念的细节说明了什么呢？一个悲催的事实：孙中山、蒋介石脚下的“六便士”——民国的土地上的人，物，结构，形态，都并不比明代的社会好到哪里去。

    脚下的土地还是那个土地，时代巨变又事起仓促，在没有外来思想的强力介入条件下，领袖们只有本能地从传统智慧里，寻求治术。

    那些传统治术，它们又都是些什么呢？

    它们的土壤里，能长出现代组织力量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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